“党权至上：中国将立法与政策武器化以压制宗教信仰自由”
近日，宗教自由倡导组织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 (CSW) 发布了一份报告《党权至上：中国将立法与政策武器化以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该报告由多名中国人权律师与学者共同撰写，直指中国当局在后疫情时代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打压，已经从阶段性、高压式的镇压，转向「制度化」和「日常化」。
在“镇压的框架”一章中，报告指出，中共作为一个以无神论为意识形态根基的执政党，长期将宗教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对象，视其为可能威胁国家稳定与意识形态统一的因素。
在习近平统治的治理体系下，威权控制被系统性地「合法化」：政策、法规和司法实践，已经不再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工具，而是服务于政治目标。在这一框架中，宗教信仰既成为多层次打压的对象，又在符合政权利益时被有限容忍并加以利用。
疫情不仅没有缓和这一趋势，反而推动镇压方式从粗暴清场和直接抓捕，让位于更隐蔽、更系统性的控制形式。
首先，在法律层面，报告引用习近平2014年的讲话：“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
报告认为，中国宗教法制呈现出典型的中特法律特色：党权居于超然地位，并辅以高度模糊的法律条文，为执法者在面对不同宗教团体与个体时提供了极大的弹性阐述以及行政裁量空间。这种“口袋化”的法律设计，使正常的宗教活动可以随时被重新定性为“非法”“扰乱秩序”甚至刑事犯罪。配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限制律师会见、秘密审判等做法，宗教案件中的程序正义被长期系统性地架空。
其次，报告讨论了「宗教中国化」这一中共关键的宗教政策。
报告引述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表述，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这就意味着，宗教必须以党和意识形态为最高权威。无论信仰内容为何，首先要完成政治忠诚的表态。各宗教被要求在教义阐释、神职培养、宗教教育和仪式实践中，不断强化爱国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报告进一步指出，一些官方推动的“本土化”实践，已经演变为对经典文本的重写、对神学传统的歪曲，甚至出现以宗教的韵律 来颂扬党的权力本身，由此催生带有党派色彩的「中国化圣乐」。
报告举例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要求推动“具有‘中国主题’的注解版《圣经》、模范讲道和标准化教科书”，各地教...
近日，宗教自由倡导组织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 (CSW) 发布了一份报告《党权至上：中国将立法与政策武器化以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该报告由多名中国人权律师与学者共同撰写，直指中国当局在后疫情时代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打压，已经从阶段性、高压式的镇压，转向「制度化」和「日常化」。
在“镇压的框架”一章中，报告指出，中共作为一个以无神论为意识形态根基的执政党，长期将宗教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对象，视其为可能威胁国家稳定与意识形态统一的因素。
在习近平统治的治理体系下，威权控制被系统性地「合法化」：政策、法规和司法实践，已经不再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工具，而是服务于政治目标。在这一框架中，宗教信仰既成为多层次打压的对象，又在符合政权利益时被有限容忍并加以利用。
疫情不仅没有缓和这一趋势，反而推动镇压方式从粗暴清场和直接抓捕，让位于更隐蔽、更系统性的控制形式。
首先，在法律层面，报告引用习近平2014年的讲话：“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
报告认为，中国宗教法制呈现出典型的中特法律特色：党权居于超然地位，并辅以高度模糊的法律条文，为执法者在面对不同宗教团体与个体时提供了极大的弹性阐述以及行政裁量空间。这种“口袋化”的法律设计，使正常的宗教活动可以随时被重新定性为“非法”“扰乱秩序”甚至刑事犯罪。配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限制律师会见、秘密审判等做法，宗教案件中的程序正义被长期系统性地架空。
其次，报告讨论了「宗教中国化」这一中共关键的宗教政策。
报告引述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表述，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这就意味着，宗教必须以党和意识形态为最高权威。无论信仰内容为何，首先要完成政治忠诚的表态。各宗教被要求在教义阐释、神职培养、宗教教育和仪式实践中，不断强化爱国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报告进一步指出，一些官方推动的“本土化”实践，已经演变为对经典文本的重写、对神学传统的歪曲，甚至出现以宗教的韵律 来颂扬党的权力本身，由此催生带有党派色彩的「中国化圣乐」。
报告举例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要求推动“具有‘中国主题’的注解版《圣经》、模范讲道和标准化教科书”，各地教...
